喧囂的中軍帳早已人去帳空,只余下牛油燈燃燒時發出的噼啪輕響,以及空氣中尚未散盡的、混合著汗味與爭論的燥熱氣息。
蘇俊朗獨自一人,緩緩走出大帳,步履沉重。
帳外清冷的夜風撲面而來,卻吹不散他心頭的郁結與冰涼。
他沒有立刻返回自己的“天工院”草棚,而是漫無目的地踱步到營地邊緣一處僻靜的土坡上,望著下方連綿數里、燈火如星海般閃爍的龐大營盤。
士兵們的喧嘩、戰馬的嘶鳴、巡夜的火把光影…
這一切曾讓他感到熱血沸騰的起義軍景象,此刻在他眼中,卻蒙上了一層難以言喻的沉重與隔閡。
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認識到,白日里那場看似關于戰略的爭論,其本質,并非簡單的策略優劣之爭。
那是兩種思維模式、兩種階級出身所帶來的、根深蒂固的局限性之間的碰撞。
李自成、劉宗敏以及他們麾下絕大多數核心將領,出身于赤貧的農民、邊軍的底層士卒,或是被逼上梁山的流民草寇。
他們的一生,都在饑餓、壓迫和瞬間的生死中掙扎。
他們的生存邏輯,是極度缺乏安全感的、赤裸而直接的——即時滿足,暴力掠奪。
他們信奉的是“今朝有酒今朝醉”,是打下城池后打開官倉糧庫那一刻的狂喜與飽足,是刀鋒劃過敵人脖頸、奪取財貨的快感。
他們對未來缺乏長遠的規劃和信任,對“長期建設”、“制度管理”、“可持續發展”這些概念,既無經驗,也本能地缺乏耐心,甚至抱有懷疑和輕視。
在他們看來,停下來種地、經營地盤,意味著失去機動性,意味著可能被包圍,意味著將寶貴的、可以用來掠奪的時間,浪費在緩慢而不確定的產出上。
而自己呢?
來自一個信息爆炸、強調長期規劃與系統建設的時代,深知“根基”與“可持續性”的重要性。
自己所構想的“根據地”戰略,在他們眼中,卻成了“書生意氣”、“迂闊之談”、“遠水不解近渴”的空想。
“也許…這就是歷史的局限性?”
蘇俊朗仰望著星空,發出一聲苦澀的嘆息。
腦海中,不由自主地浮現出明末那一段段農民起義的歷史軌跡——
李自成、張獻忠…他們大多如流星般驟然璀璨,卻又迅速隕落,其興也勃焉,其亡也忽焉。
缺乏長遠的戰略眼光和扎實的根基建設能力,正是他們最終敗亡的關鍵內因之一。
“我或許知道歷史的結局…卻發現自己如此無力改變這滾滾向前的歷史進程…”
一股深刻的無力感,如同冰冷的潮水,浸透了他的四肢百骸。
“蘇先生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