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新順王”李自成關于實行“戰時軍管配給制”的旨意,如同一聲驚雷,迅速傳遍了洛陽城的大街小巷。
王府門前張貼的蓋著朱紅大印的告示前,擠滿了翹首以盼、面黃肌瘦的百姓和底層軍士。
告示上那“統一征糧”、“定量配給”、“嚴懲奸商”、“確保民食”的鏗鏘字句,如同久旱后的一聲驚雷,給在饑餓和恐慌中掙扎的人們帶來了一線渺茫的希望。
一時間,城中議論紛紛,絕望的氣氛似乎被稍稍驅散了一些。
然而,這線希望的光芒,尚未真正照亮現實,便迅速在冰冷而堅硬的現實壁壘上撞得粉碎,消散在無處不在的陽奉陰違與執行扭曲之中。
一道看似能解燃眉之急的良策,從離開銀安殿的那一刻起,便注定要在這片早已被私欲和腐朽浸透的權力土壤中,迅速變質、腐爛。
執行的權力,毫無懸念地落入了牛金星及其掌控的文官系統手中。
而這,正是整個政策從一開始就注定失敗的根源。
牛金星對蘇俊朗這套“軍管配給”方案,從骨子里就充滿了抵觸與嫉恨。
他視此策為蘇俊朗又一次試圖繞過自己、直接影響闖王的手段,更將其看作是對自己“宰相”權威的挑戰。
他絕不愿看到蘇俊朗的計策成功,從而再次獲得李自成的青睞。
更何況,這套強硬的政策,勢必會觸動許多人的利益,其中包括不少已經投靠他、并暗中向他輸送好處的糧商和軍中勛貴。
因此,牛金星對李自成的命令,表面上恭敬從命,雷厲風行,迅速組建了所謂的“軍需統籌司”,任命了一大堆親信官員,制定了一套看似嚴密、實則充滿漏洞和操作空間的“實施細則”。
但在實際執行中,他卻處處掣肘、敷衍、歪曲。
對于“強行征收城內所有存糧”這條最核心、也最得罪人的命令,牛金星采取了極其“靈活”的態度。
他派出的征糧吏員,主要針對的是那些沒有背景、易于拿捏的中小商戶和部分膽戰心驚的富戶,對其家宅進行翻箱倒柜式的搜查,稍有藏匿便嚴懲不貸,以此制造“雷厲風行”的假象,向上表功。
然而,對于那些與軍中將領(尤其是劉宗敏麾下)有勾結的大糧商,或是早已通過賄賂與他本人搭上線的豪紳,則往往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,甚至提前通風報信,讓其將糧食轉移隱匿。
征收上來的糧食總量,遠未達到預期,且過程充滿了不公和欺軟怕硬,引發了強烈的民怨。
更深的黑暗,則隱藏在“定量分配”的具體操作層面。
牛金星掌控的分配體系,成為了吏治腐敗的溫床。
負責登記造冊、發放“糧牌”和具體口糧的底層官吏,趁機大肆中飽私囊。
他們巧立名目,克扣配給額度,以次充好,將霉變的陳米、摻沙的雜糧發放給普通士兵和百姓,而將上好的米面暗中截留,或倒賣到黑市牟取暴利,或用于巴結上司、結交權貴。
普通民眾和軍士手持那枚象征希望的“糧牌”,往往排上大半天的隊,最終只能領到寥寥無幾、難以下咽的口糧,根本不足以果腹。
所謂的“配給”,非但沒有緩解饑餓,反而成了新一輪盤剝的工具,加劇了不公和混亂。
而最大的破壞,來自于軍隊自身的特權。
劉宗敏等高級將領,本就對“配給”一詞嗤之以鼻,認為他們是打天下的功臣,理應享受最好的待遇,豈能與普通小兵和百姓一樣“定量”?
他們及其麾下的親兵悍卒,公然無視配給制度,直接向負責糧倉的官員(多是牛金星安排的人,深知得罪不起)索要超額份額,甚至強行打開糧倉,拿走最好的米面肉食。
牛金星對此非但不加制止,反而暗中默許,甚至主動將大量優質糧草“特供”給這些實力派將領,以換取他們的支持或至少是沉默。
制度的公平性,從誕生之初就被徹底踐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