福王府銀安殿內的那場短暫卻尖銳的沖突,如同一盆摻著冰碴的冷水,不僅未能澆熄李自成心中那團因“稱王”而灼熱燃燒的野心之火,反而激起了更深的逆反與不快。
蘇俊朗那番基于冷靜分析和長遠考量的“盛世危言”,在李自成聽來,不再是忠誠的勸諫,而是不識時舉、大煞風景的聒噪,是對他權威和判斷力的質疑,甚至隱隱帶著一絲“詛咒”的晦氣。
自那以后,李自成對蘇俊朗的態度,發生了一種清晰可感、且日益明顯的轉變。
以往,無論軍務政務多么繁忙,李自成總會定期召見蘇俊朗,詢問軍工進展,探討一些“奇思妙想”,甚至偶爾會聊些閑話,態度中帶著一種對“能人異士”的倚重和些許不拘小節的親近。
蘇俊朗的“軍師”頭銜,雖無具體行政權力,但在李自成核心圈層內,卻有著一種超然的、因其不可替代的技術價值而帶來的特殊地位。
然而現在,這種特殊的地位正在迅速消融。
李自成看向蘇俊朗的眼神,不再有好奇與熱切,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公事公辦的疏離,以及一絲難以掩飾的不耐煩。
他不再主動詢問蘇俊朗對大局的看法,即便蘇俊朗偶爾試圖就糧草儲備、流民安置等戰略問題進言,也往往被李自成用幾句“軍師多慮了,此事牛先生已有章程”或“且專注于工坊事務便可”之類的話語,輕描淡寫地擋回,甚至直接打斷。
蘇俊朗清晰地感覺到,自己正被一點點地、不容抗拒地排除出決策核心圈。
他的“軍師”身份,正在被刻意地空心化,其職能被嚴格限定和壓縮在“軍工生產主管”和“醫院技術顧問”這兩個純粹的技術性角色上。
除了燧發槍的產量、刀劍的質量、傷兵的治愈率這些具體而微的“數字”之外,李自成似乎不再需要他的任何意見,尤其是那些“逆耳”的忠言。
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,牛金星的地位和影響力,則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急劇攀升。
牛金星太懂得如何迎合上位者的心思了。
他絕口不提任何風險與困難,一心一意、熱火朝天地撲在“籌備登基大典”這件李自成當前最關心、最得意的大事上。
他呈上的奏報,永遠是好消息:禮儀已擬定、印璽將鑄成、吉日已選定、百官如何擁戴、萬民如何期盼…他巧妙地將李自成的稱王欲望包裝成“天命所歸”、“眾望所推”,每一句話都說到了李自成的心坎里,極大地滿足了他的虛榮心和成就感。
李自成對牛金星,愈發倚重,幾乎到了言聽計從的地步。
牛金星所請,無有不準
牛金星所議,多為定論。
銀安殿內,牛金星的身影出現得越來越頻繁,與李自成密談的時間也越來越長。
許多關于人事任免、資源調配、甚至軍事部署的決策,往往都是在他們兩人商議后便直接下達,劉宗敏等武將只管執行,蘇俊朗則更是被蒙在鼓里,事后才可能知曉一二。
牛金星敏銳地察覺到了李自成對蘇俊朗的疏遠與冷淡,心中得意萬分,臉上卻絲毫不露,反而更加表現得謙恭勤勉。
他趁熱打鐵,一方面將“稱王”儀式的籌備工作搞得聲勢浩大,極盡奢華鋪張之能事,以固寵邀功
另一方面,則利用這千載難逢的機會,加緊安插親信,擴張勢力。
他以“新朝初立,需才孔亟”為由,將大量投降的明朝舊吏、地方士紳(尤其是與他有同鄉、同年或賄賂關系的)提拔到關鍵崗位,充斥到新設立的六部九卿等衙門之中,迅速編織起一張以他為核心的利益網絡。
同時,他繼續不遺余力地對蘇俊朗的體系進行隱性的打壓和滲透,工坊的物資申請被卡得更緊,醫院撥付的藥材品質時好時壞,學堂偶爾會收到“教學內容需合乎圣道”的警告…這些瑣碎卻持續的麻煩,不斷消耗著蘇俊朗的精力,壓縮著他的生存空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