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你說得對,”巴斯的聲音有些悲涼,“珍珠港事件,從來不只是1941年12月7日早上的那幾個小時。它是幾十年間積累的孤立主義、種族偏見、情報失誤和致命傲慢的總爆發。
而今天,‘他們’又來了,但這次來的不是零式戰斗機,而是收購哥倫比亞影業的日元,是你們紐約案件中所謂的‘商業間諜’和冷血殺手。”
“所以,我們的電影《珍珠港》,如果只聚焦于轟炸的那幾十分鐘,拍得再壯觀,也只是一部昂貴的軍事動作片,一場華麗的煙花秀。
我們要拍的,是那個讓珍珠港‘必然發生’的美國——一個內部傲慢、分裂、對迫在眉睫的風暴視而不見的美國。而這部電影最可怕的地方在于……”巴斯的聲音幾乎耳語,“銀幕上那個‘舊的美國’,和我們現在窗外這個‘新的美國’,幾乎一模一樣。”
林恩在黑暗中點了點頭,雖然巴斯可能看不見。
“你的那句話給了我很大啟發。我的老本行是法律,法律最講究‘先例’。而歷史,就是人類社會所有行為的‘先例’。”
巴斯嘆了口氣,聲音里帶著深深的無力感,“我們面前擺著1937年‘帕內號’的先例,1942年集中營的先例,1965年瓦茨的先例……歷史這位老師,已經站在講臺上,把同一道題,用血與火的方式,講了三遍了。可惜,我們這個國家,好像是個總在逃課、永遠學不會的差生。”
放映室內令人窒息的黑暗與沉寂被“啪”的一聲輕響打破。林恩起身,按下了墻壁上的開關,柔和的頂燈灑下,驅散了歷史影像帶來的沉重陰影。
他低頭看了看腕表,表盤在燈光下反射出微光。
“歷史這位老師確實嚴厲,”林恩的聲音恢復了平日的沉穩,“但很幸運,我們現在的總統先生,似乎比他的某些前任,要更明白這個道理。”
他看向仍坐在沙發里、仿佛還沉浸在紀錄片氛圍中的羅納德·巴斯,“羅納德,我們先聊到這里吧。我得準備一下,去西好萊塢參加《火箭手》的首映禮。你今晚在洛杉磯下榻哪里?我讓司機送你過去。我們明天再繼續詳談?”
巴斯從沉思中回過神來,推了推眼鏡,臉上重新浮現出那種學者式的平靜:“試金石影業給我在比弗利希爾頓酒店安排了房間。不過,”
他停頓了一下,似乎有些猶豫,但隨即坦然說道:“我個人的創作習慣比較特殊,通常是在凌晨三點到六點之間工作效率最高,那個時間段頭腦最清醒,靈感也最活躍,關鍵是,絕對不會被任何電話打擾。”
“凌晨三點到六點?”林恩挑了挑眉,露出一個“你可真是個怪人”的表情,隨即笑道,“這可太要命了。這樣吧,羅納德,反正我這里房間也多,我讓人給你收拾一間客房出來,你今晚就住這兒。這樣我們溝通起來更方便,你半夜靈感迸發想找我討論,也不用擔心打擾鄰居。”
巴斯略顯意外,但很快便欣然接受:“那當然再好不過,省得我來回折騰。謝謝你的周到。”
“不過,”林恩話鋒一轉,語氣帶上了一絲公事公辦的審慎,“住在這里,你也得簽一份標準的保密協議。你知道的,我不僅要做商業決策,也保持著隨時創作的習慣。這些涉及到未來的商業計劃和核心創意,都需要絕對保密。”
“完全理解,這是行業慣例。”巴斯點點頭,沒有絲毫猶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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