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46章 不可承受的正義（第2頁）

當然，卡普蘭不會提及不久前面臨的壓力來源。

他回想起之前與朱利安尼那次短暫的、氣氛微妙的私下會面。

朱利安尼拍著他的肩膀，語氣“懇切”：

“鮑勃，這個案子很棘手，我理解。但紐約的法治精神不能因為街頭的威脅而動搖。我們必須相信程序，一個完整、公正的程序。我注意到公眾對此事關注度極高，拖延只會滋生謠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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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為你的上級，我授權并建議你，立即啟動大陪審團程序，并確保其高效、透明地運行。我的辦公室會全力支持你，提供一切必要的資源，排除任何不必要的行政干擾。”

朱利安尼的介入，對于卡普蘭來說，是把雙刃劍。一方面，這給了他一個頂頭上司的明確指令，讓他可以部分卸下個人責任。另一方面，這壓力變得更具體、更無法抗拒。

“如果我們起訴然后敗訴，”卡普蘭一字一頓地說，“那傳遞的信息會更可怕：司法系統無法保護一個在自己家中、面對斧劈家門的人。全城的房產主、中產階級會立刻倒向武田一邊，認為司法系統背叛了他們。那時的撕裂，將是整個社會結構的撕裂。”

他疲憊不堪地起身，說出了壓在心頭最重的石頭：“市長辦公室、州長辦公室，甚至……一些來自華盛頓的‘非正式關切’，都在反復詢問同一個問題：這個案子，有沒有可能找到一個‘軟著陸’的方案？紐約……再也經不起另一場‘中央公園五人案’式的信任危機了。艾琳，戴維，你們應該都還記得，才過去兩年不到。”

“中央公園五人案”這個詞，像一道慘白的閃電，驟然劈開了辦公室內沉悶壓抑的空氣。

戴維和艾琳的臉色瞬間都變得異常難看。

那起案件初期，在媒體煽動和公眾憤怒下，司法系統承受巨大壓力，快速起訴并定罪了五名青少年，但如今質疑審訊程序和證據可靠性的聲音越來越大，已成為紐約司法史上一個隱隱作痛的瘡疤。

卡普蘭繼續道，聲音低沉而沙啞：“當時，整個城市、所有媒體都在呼吁快速定罪，將那五個孩子描述成‘野獸’。我們……整個司法系統，在那種排山倒海的壓力下，給出了一個某種程度上‘大眾當時想要的判決’。

但如果……如果在這個案子里，我們因為害怕可能發生的街頭騷亂，就迫于壓力，去起訴一個證據鏈存在巨大爭議、自衛辯護理由相當有力的日裔高管……”

他停頓了很長一段時間，讓接下來的話像巨石般砸在每個人心上：“……萬一，我是說萬一，陪審團最終判武田無罪，或者——更糟的是，就像現在越來越多人開始猛烈抨擊‘中央公園五人案’的審訊過程一樣——未來某天出現新的證據，讓人們覺得我們今天的起訴是草率的、是帶有種族或階級偏見的。

那引發的將不僅僅是一場騷亂，而是對整個紐約司法系統信任的嚴重質疑。那種系統性的信譽破產，會比不起訴的眼前后果，要嚴重得多。”

“不起訴，會點燃一把大火，但火勢或許還能被控制在街頭。起訴后敗訴，等于承認了整個系統的無力，那將是信任的徹底崩塌，火會燒進每個人的客廳。會燒進每個人的心里，燒掉這座城市的法治根基。”

卡普蘭重重地坐回椅子，雙手用力揉著臉。

“所以，你們告訴我，是應該賭上整個紐約司法系統的未來，去博一個渺茫的勝訴希望？”卡普蘭的聲音從指縫中傳出，充滿了疲憊，“還是……讓我個人，讓這個地區檢察官辦公室，去承受眼前的烈火焚身？””

艾琳·莫斯利看著他，眼神里最初的憤怒和銳利，漸漸被一種深沉的、無可奈何的悲哀所取代：

“所以，我們最終的選擇，是政治權衡下的‘兩害相權取其輕’，而不是法律原則上的‘疑罪從無’、‘程序正義’？我們用特洛伊·約翰遜這一個黑人青年的死亡和無法伸張的正義，去換取…所謂的‘整體穩定’？”

卡普蘭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尖銳的問題。他緩緩轉過頭，望向百葉窗縫隙外那座在晨曦中蘇醒的、龐大而復雜的城市，喃喃自語，像是在說服自己，又像是在向誰懺悔：

“艾琳，我的工作不是追求抽象的、完美的正義。我的工作是…在現有的規則和這該死的、復雜到極點的現實里，做出一個能讓這座城市…至少還能勉強運轉下去的決定。這個決定是錯的，我知道。但另一個選擇，在我看來，是拉著所有人一起……墜入深淵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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