紐約,曼哈頓,地區檢察官羅伯特·卡普蘭的辦公室
與比佛利山莊臥室的私密溫熱截然不同,這里的空氣凝重得如同暴風雨前悶熱窒息的低氣壓。
清晨的陽光被厚重的百葉窗切割成一道道慘白的光束,斜斜地打在羅伯特·卡普蘭檢察官疲憊不堪的臉上,在他深陷的眼窩和法令紋處投下濃重的陰影。
辦公室里彌漫著隔夜咖啡的酸澀和文件堆積產生的紙墨氣味。
通常需要耗費數周甚至更長時間的大陪審團成員篩選和召集流程,在檢察長辦公室某種不言自明的“特別關注”和“優先處理”的指示下,以前所未有的效率推進著,竟然在一周內就已接近完成(此刻距離開庭審議只剩最后一天)。
這種異常的速度本身,就是一種無聲的壓力。
“我們……不能起訴武田幸人。”卡普蘭的聲音干澀沙啞,仿佛砂紙摩擦著木頭。他將一份薄薄卻重若千鈞的文件,推向坐在他對面的首席兇殺案檢察官艾琳·莫斯利。
文件的標題冰冷而刺眼:《關于武田幸人槍擊致死特洛伊·約翰遜一案不予起訴的決定備忘錄》。
艾琳·莫斯利,一位以強硬和公正著稱的女檢察官,沒有伸手去碰那份文件。
她雙手抱胸,身體向后靠在椅背上,銳利的目光像兩把淬火的匕首,死死釘在卡普蘭臉上:“鮑勃,給我一個理由。一個能讓我自己晚上睡得著覺、能讓我在法庭上站得住腳的理由!”
她的聲音因為壓抑的憤怒而微微顫抖:“特洛伊·約翰遜死在那棟豪華公寓樓的公共走廊!武田幸人是隔著那扇經過加固的實木門開的槍!
紐約州的‘城堡法’保護的是家宅‘內部’免受‘非法侵入’時的自衛權,不是讓你在威脅還被一道堅固屏障阻擋在外時,就隔著門進行‘先發制人’的致命射擊!
任何一個有基本理性的陪審員都會問:他為什么不能退到安全屋,鎖上門,然后報警?為什么選擇的是隔著門盲射?!”
“理性?”卡普蘭發出一聲近乎絕望的苦笑,手指重重地敲了敲桌上另一邊堆積如山的卷宗——那是理查德·斯特林領導的豪華律師團提交的厚厚材料。
“艾琳,當你的家門被一把消防斧劈砍,金屬鎖舌都在尖叫變形的時候,法律要求的‘絕對理性’本身就不理性。斯特林找來的‘安全專家’會作證,那扇門在被劈砍的第三下就已經失去了大部分防護功能。‘即時性威脅’——這是我們唯一需要說服陪審團的關鍵。”
他頓了頓,拿起杯子喝了一口冷掉的咖啡,試圖濕潤干痛的喉嚨,聲音壓得更低,帶著一種無力感:
“而且,斯特林提供了新的…‘背景證據’。他們挖出了特洛伊·約翰遜之前幾次輕微的街頭斗毆和破壞財物記錄,雖然連輕罪都算不上,但足以在法庭上把他描繪成一個‘有暴力傾向’的人。
反之,武田是擁有常春藤聯盟博士學位的跨國公司高管,納稅記錄良好,是社區意義上的‘模范公民’。在‘合理性恐懼’的天平上,你覺得一個由普通紐約市民組成的陪審團會傾向誰?”
一直沉默地站在窗邊的媒體關系主管戴維·陳轉過身,臉色凝重地插話,他的聲音帶著對輿論風暴的深切擔憂:“鮑勃,法律層面的攻防我們可以留給法庭去辯論。但輿論的審判庭已經提前做出了判決。
不起訴?這意味著我們地區檢察官辦公室變相承認:一個人在自家門內,只要‘主觀感知’到威脅——哪怕這個威脅還被一道堅固的門擋在外面——就有權使用致命武力。
這會被無數人解讀為司法系統向富人、向那些擁有頂級安保住宅的人傾斜,為他們開了‘以恐懼為名進行私刑’的綠燈!
NAACP(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)和整個民權社群會認為我們親手撕碎了正當防衛的法律底線,后果不堪設想!”
“那起訴呢?!”卡普蘭猛地抬起頭,布滿血絲的眼睛死死盯住戴維,聲音陡然拔高,帶著一種被逼到絕境的激動,“以過失殺人,甚至二級謀殺罪起訴武田幸人?然后呢?你有多少把握?
在斯特林那種頂級訴訟律師、還有他背后三菱集團聘請的龐大專家團的圍剿下,你有超過五成的信心,能讓一個紐約陪審團‘排除合理懷疑’,一致同意判定武田‘beyondareasonabledoubt’(超越合理懷疑)有罪嗎?!”
他不需要他們回答。辦公室內死一般的寂靜已經給出了答案——勝算渺茫,甚至可能不足三成。
當然,卡普蘭不會提及不久前面臨的壓力來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