電話掛斷后,我站在窗前,看著外面漸暗的天色。
城市像一張巨大的網,燈光是它的脈絡,而信息,才是真正的血液。
我們剛剛觸到了敵人的神經末梢
謝明遠的動作很快。
不到兩個小時,他就鎖定了那輛進入宏宇大廈的媒體車——《都市觀察》欄目組的公務用車,登記駕駛員為周濤,從業十二年,主攻社會紀實類報道。
他曾憑一篇《釘子戶的黃昏》拿下年度新聞獎,報道中沒有煽情,只有鏡頭下那些被推土機碾碎的老屋門框,和一位老人蹲在廢墟前默默燒紙的畫面。
這個人,不是槍手,是執筆的戰士。
“他不該被當成刀。”我說。
謝明遠皺眉:“可他已經進去了,和‘智策咨詢’的人見了面,還帶走了幾份文件。”
我搖頭:“見面不等于合作。我們要分得清,誰是持刀者,誰是被遞刀的人。”
我當即叫來朱志國——聯盟后勤主管,做事穩重,最擅長以“非對抗方式”打開局面。
我讓他以聯盟“非遺影像保護項目”協調方的身份,聯系《都市觀察》欄目組,邀請他們參與拍攝“老手藝人口述史”系列紀錄片,特別強調盲人評彈藝人陳伯的故事。
“就說我們想找有深度、有溫度的媒體合作,不求曝光,只求真實。”
朱志國明白我的意思:不突兀,不施壓,用共同價值做引子。
第二天下午,周濤的聯系方式到了。
我約他在社區圖書館見面,時間定在傍晚六點,正是陳伯錄制口述史的時段。
那天的圖書館很安靜,夕陽透過老式玻璃窗灑進來,照在陳伯花白的頭發上。
他看不見,卻坐得筆直,手里摩挲著一把舊三弦,聲音低沉而清晰地講述著:“我八歲失明,十三歲學評彈,師父說,記不住詞的,就記不住命。我記了八十年,現在沒人聽了,但我還得說,不說,這段命就斷了。”
鏡頭緩緩推進,周濤站在角落,沒拿筆,也沒開錄音筆,只是靜靜聽著。
他眼神變了,從職業性的審視,慢慢轉為一種近乎敬畏的專注。
結束后,我請他喝了一杯茶,坐在圖書館后院的老槐樹下。
“你們要發的‘黑幕’,是不是也有人沒告訴你全貌?”我忽然開口。
他一怔,抬頭看我。
我沒有逼問,只是輕聲說:“你報道過強拆,見過人在廢墟前哭;你也拍過扶貧,知道一張照片能救一個孩子。可這次,他們給你的材料,是不是……太整齊了?”
他沉默了很久。
風穿過樹葉,沙沙作響。
終于,他開口:“有人匿名寄了三份材料,說是內部舉報。說你們挪用善款,打壓不同聲音,甚至……偽造項目成果。還附了照片,會議記錄截圖,看著像真的。”
“但你懷疑?”我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