鐘聲響響。
我站在市文化發展促進會的會議室門口,手指輕輕摩挲著文件夾邊緣。
馬協調員站在我身側,目光沉穩地掃過會場——三百平米的會議廳已經坐滿了人,政府代表、行業協會負責人、媒體記者,還有那些平日只在新聞里見過的“專家”。
他們談論著“規范化”“治理路徑”“風險防控”,像在解一道與現實無關的數學題。
而我知道,真正的風險,從來不寫在報告里。
我沒有去旁聽席。
腳步一轉,我徑直走向主持臺。
高跟鞋敲擊地面的聲音戛然而止,幾道目光投來,帶著疑惑和審視。
主持人正要開口,馬協調員卻已上前一步,低聲說了句什么,隨即遞上文件夾。
我抽出那頁紙——《跨領域協作十大痛點與破局案例》。
“我知道我不是正式代表。”我的聲音不大,但足夠清晰,“但既然今天討論的是‘基層組織如何納入管理體系’,我想分享一個真實賬本。”
全場靜了兩秒。
有人皺眉,有人交頭接耳,但沒人打斷。
規則允許列席者申請發言,而我只是沒按流程走罷了。
我打開投影,第一張圖亮起:《資金溯源白皮書》的封面,樸素得近乎寒酸。
黑白印刷,手寫編號,右下角還貼著一張社區超市的購物小票復印件——那是我們買打印紙的憑證。
“這是我們過去十八個月的所有收支記錄。”我指著屏幕,“每一筆捐贈、每一筆支出,都有來源、有去向、有三人以上簽字確認。我們不靠審批生存,靠信任運轉。”
臺下開始騷動。
有人冷笑,有人低頭翻資料,也有人默默舉起手機拍照。
我繼續往下翻頁:一張張表格、流程圖、志愿者簽到表,甚至包括一次誤發物資后的內部通報與整改措施。
我沒有控訴誰,也沒有指責誰。
我不提“打壓”,不說“不公”。
我只是把我們怎么活下來的,原原本本擺出來。
“第十個痛點,是信息不對稱。”我翻到最后一頁,“別人以為我們在對抗體制,其實我們在學習如何不被誤解。我們不是要推倒什么,而是想證明——小組織也能有大責任。”
話音落下時,會議室安靜得能聽見空調的嗡鳴。
角落里,一個穿深灰西裝的男人緩緩放下手機。
是鄭國際公益大使。
他沒有鼓掌,只是盯著屏幕,眼神變了——從審視,變成了興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