鐘聲越洋響。
手機屏幕上的行程確認郵件還亮著,我沒有點開。
日內瓦團隊在信里說,酒店已經備好,安保、翻譯、媒體對接一應俱全,甚至連我習慣喝的枸杞菊花茶都提前準備了。
他們想得周到,可他們不明白——有些戰斗,從踏進戰場的那一刻就輸了,如果你站在他們指定的位置上。
我不去酒店。
謝明遠已經在日內瓦湖邊的老城區租下一棟三層民宅,外墻爬滿藤蔓,門鎖老舊但結實。
這里沒有監控,沒有訪客登記,只有幾扇朝北的窗戶,正對著山脊線。
我們把它叫作“回聲站”——因為在這里發出的每一句話,都會翻山越海,傳到不該沉默的地方。
“你真不打算住主辦方安排的?”謝明遠一邊調試投影儀,一邊抬頭看我。
我脫下外套,掛在門后生銹的鐵鉤上,“他們安排的是軟禁,不是接待。”
他沒再問,只是默默把U盤插進電腦。
屏幕上緩緩加載出我的演講ppt,共十七頁,無動畫,無特效,只有照片、文件掃描件和一句話標題。
“第十一張,”我說,“再核對一遍。”
那是兩張并列的照片:左邊是村民在真實協議上按手印的原始影像,指紋歪斜、模糊,帶著泥土和歲月的裂痕;右邊是村長提交給縣里的“流轉確認書”,指紋整齊得像打印上去的,每一個弧度都精準得反常。
“AI模擬比對結果出來了,”謝明遠推了推眼鏡,“偽造概率99。8%。而且……右邊這份的墨跡反應顯示,至少是半年后補簽的。”
我盯著那張圖,眼前浮現出陳阿婆跪在地上那一幕。
她不是在簽字,是在被按著簽字。
她的手指顫抖著,按下去的不是同意,是屈辱。
“把這張設為自動循環五秒放大,”我說,“讓所有人都看清,什么叫‘合法’的謊言。”
王老師是傍晚到的,風塵仆仆,懷里抱著一個牛皮紙袋。
他沒說話,只是把資料攤在桌上——一份內部會議紀要復印件,來自某跨國發展基金會亞洲戰略閉門會。
“李維漢的主題演講標題是《傳統資源的資本化路徑》,”王老師聲音低沉,“但你看他ppt里用了什么。”
我接過平板,點開附件。
畫面跳轉,是一段熟悉的視頻:山區小學的孩子們圍坐在火塘邊,念著自己寫的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