雨還在下,冷得刺骨。
我盯著手機屏幕上的那條消息,指尖幾乎要碾進金屬邊框里。
境外服務器持續掃描“歸途計劃”的數據庫,像一群潛伏在深海的鯊魚,悄無聲息地圍攏過來。
李維漢不是怕了——他是準備逃了,帶著秘密走,把一切爛賬甩給時間與遺忘。
可這一次,我們不會再讓他得逞。
趙顧問掐滅煙頭,動作干脆利落。
“我已經調取了他的家庭成員出入境記錄。”他的聲音低沉卻清晰,“三個小時前,他妻子和女兒的護照被激活,緊急簽證申請通過省外辦綠色通道,目的地是蘇拉瓦西——那個沒有引渡條約、金融監管形同虛設的地方。”
許念猛地抬頭:“他們要跑?”
“不是‘要’,是‘已經在動’。”趙顧問打開一個加密窗口,手指飛快敲擊鍵盤,“更惡心的是,材料齊全得不像臨時起意。房產抵押、資產轉移、離岸賬戶預設……這些事早就在做了,只等最后一聲槍響就開跑。”
我的心一點點沉下去。
這不只是逃避調查,而是一整套精心設計的潰退路線。
他們早就預料到會有今天,甚至可能,在我們點亮第一盞燈之前,他們就已經開始為黑暗鋪后路。
“不能放他們走。”我說,嗓音啞得不像自己,“如果讓他們走了,那些名字、那些話、那些哭著喊出‘他還活著’的母親……都會變成一場笑話。”
趙顧問點頭,眼神冷如刀鋒。
“我已經把所有證據包打包上傳至中央巡視組備案系統,同時觸發《重大公共利益緊急披露機制》。只要他們踏上飛機,國際刑警紅色通報立刻生效。”
那一刻,我沒有歡呼,也沒有松一口氣。
我只是望著窗外灰蒙蒙的天,想起很多年前父親蹲在屋檐下對我說:“遠娃子,人可以窮,但脊梁不能彎。”
現在,我終于能挺直腰桿站在這片土地上,不只是為自己。
幾天后,劉培訓師來找我,說想去一趟甘肅。
“該回去看看了。”她語氣平靜,“而且,有些人,需要聽見正確的話,從專業的人嘴里說出來。”
我懂她的意思。
不是去復仇,也不是示威,而是療愈——對活著的人,也對曾被抹去的名字。
我們帶上了春娥姐的兒子。
那孩子曾在展板前跪地痛哭,一聲聲喊著“我爸沒死!他只是回不來!”如今他瘦了些,眼神卻亮了,像是終于敢相信光是真的。
村口沒人攔我們。
祠堂墻上曾經投影著“失蹤者名單”的白墻早已洗去痕跡,可村民們都知道發生了什么。
有人低頭避開視線,有人遠遠站著,默默點了一支煙。
沉默本身,就是一種承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