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來漸漸有人學我,有人跟著送,有人主動來問:“還能幫點什么?”
于是“送”成了我們的語言,一種不用身份也能成立的契約。
可現在,王建國也開始“送”了。
我仰頭望著灰蒙蒙的天空,云層裂開一道縫隙,透出微弱的光。
原來有些人找回名字,不是為了被世界認出,而是為了重新認得這個世界——認得一碗豆漿的溫度,認得一個陌生人眼里的驚疑與感激。
那天晚上,我回到b7區整理檔案,劉培訓師正坐在燈下寫報告。
她抬頭看了我一眼,輕聲說:“老人開口了。”
我怔住。
“第四天,護工聽見她小聲嘀咕:‘讓他……來看看我燒的土豆燉雞還香不?’”
我猛地攥緊了筆。
沒有哭喊,沒有追問,沒有撕心裂肺的母子相認劇本。
只是一道家常菜,一句尋常話,卻比任何法院判決都更接近團圓的本質。
劉老師合上筆記本,目光深遠:“她在等他回家吃飯。不是以失蹤人口的身份,也不是以受害者或證人的名義——是以兒子。”
屋外風停了,檐下那盞燈安靜地亮著,映在積雪上,像一條通往過去的路。
就在這時,門被輕輕推開一條縫。
一個年輕人探進頭來,穿著干凈的沖鋒衣,背著登山包,臉上帶著一種近乎虔誠的認真。
“您好,我是師范大學社會學系的。”他掏出學生證,“我想報名做志愿者。”
我點點頭,正要說話,他忽然加重語氣:“但我有個請求——能不能讓我先體驗一下他們的生活?只有親身經歷,才能真正理解他們。”
屋里所有人都靜了下來。
劉老師皺眉,趙安全顧問冷笑一聲轉過身去,許念則默默收起了登記表。
而我,只是靜靜看著他。
燈光落在他眼里,閃著理想主義的光——那種我曾經也有、卻被現實磨鈍了的光。
我沒拒絕,也沒答應。
但我知道,有些門一旦打開,就再也關不上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