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64章 輪子轉了，可軸還在不在？（第1頁）

凌晨兩點十七分，手機還在震動。

“林致遠，這不是技術問題，是信任崩塌的前兆。瑞士那邊已經開始重新評估我們的治理架構……如果我們不能在七十二小時內提交‘明確決策流程’的合規說明，后續所有項目都會被標記為高風險。”

我站在B7區重建后的夜燈屋門口，風從破窗灌進來，吹動墻上掛著的《萬家燈火錄》手抄本頁角。

那株燈芯草已經長到五厘米高，在月光下微微搖曳，仿佛某種無聲的見證。

可這棟房子再暖，也擋不住外面正在逼近的寒流。

第二天中午，輪值會議在舊圖書館地下室召開。

空氣沉悶，頭頂的日光燈管嗡嗡作響，像是隨時要燒斷。

周公益大使第一個發言，聲音發顫：“非洲南線難民營的夜燈系統上周被炸毀，三個孩子失蹤，據目擊者說，是因為黑暗中遭到了誘拐。我們有現成的太陽能燈具庫存，只要一筆緊急撥款就能運過去——可現在連采購單都簽不出去！”

她把平板摔在桌上，照片彈出來：焦黑的帳篷殘骸，一雙沾滿泥的小鞋擺在倒塌的電線桿旁。

錢戰略專家坐在角落，手指輕輕摩挲著筆帽，語氣冷靜得近乎冷酷：“程序不能跳。沒有風險評估報告，無法判斷物資是否會被二次劫掠，也無法確認接收方是否有能力維護設備。我們不是在做慈善表演，是在建立可持續機制。”

“機制？”李文化大使猛地拍桌站起來，椅子刮地聲刺耳，“你知不知道‘機制’這兩個字，在一個母親抱著死去女兒尸體的時候，聽起來有多冰冷？”

會議室瞬間死寂。

我注意到錢戰略專家左手無意識地按了下西裝袖口——那里露出半截銀色藥盒，印著醫院縮寫和藥品名稱：阿普唑侖。

抗焦慮。

散會后，我在樓梯間攔住了他。

“你撐了多久？”我問。

他怔了一下，苦笑：“自從你退出日常管理后，每次簽字都像在替你做決定。我不是你，林致遠。我看不見那些你看得到的東西——比如某個眼神，某句沒說完的話。我只能依賴流程，因為那是唯一不會出錯的東西。”

他說完轉身要走，又停下：“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嗎？他們開始叫我‘影子林致遠’。可我沒有你的直覺，也沒有你蹲下來聽老人用手語講故事的耐心。”

那天晚上，我收到一條匿名定位。

地址是城東廢棄的工人文化宮，曾是我們最早放映社區紀錄片的地方。

導航顯示那里已荒廢十余年。

李文化大使等在漆黑的放映廳里，一臺老式膠片機還在運轉，畫面投在布滿裂痕的墻上。

“這是我偷偷拍的。”他說，聲音低啞，“過去半年，我跟拍了十二位輪值委員。”

鏡頭切換：一位財務主管凌晨三點倒在辦公椅上，急救人員正給他輸液；另一位委員在電話里對哭求幫助的母親說“這個項目我不分管，請聯系輪值窗口”；還有人在公眾論壇上介紹“去中心化治理成果”，說到一半忘詞，沖出后臺嘔吐不止……

最后，畫面切到一段我幾乎遺忘的片段——那個雨夜，我蹲在夜燈屋角落，聽一個失語癥老人用手語緩慢比劃：“回家”。

李文化大使關掉機器，黑暗中只有一縷微光映在他臉上。

“他們在模仿你的方式領導，卻忘了你是怎么傾聽的。”他低聲說，“我們造了一圈又一圈的輪子，可沒人去檢查軸承是不是還在。”

風從天花板的裂縫灌進來，吹得膠片輕輕晃動。

我忽然明白，真正的問題從來不是誰簽字，也不是流程長短。

而是當我們把“防止一個人說了算”變成信仰時，是否也悄悄殺死了“有人能立刻做決定”的勇氣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