當然,卡普蘭不會提及不久前面臨的壓力來源。
他回想起之前與朱利安尼那次短暫的、氣氛微妙的私下會面。
朱利安尼拍著他的肩膀,語氣“懇切”:
“鮑勃,這個案子很棘手,我理解。但紐約的法治精神不能因為街頭的威脅而動搖。我們必須相信程序,一個完整、公正的程序。我注意到公眾對此事關注度極高,拖延只會滋生謠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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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為你的上級,我授權(quán)并建議你,立即啟動大陪審團程序,并確保其高效、透明地運行。我的辦公室會全力支持你,提供一切必要的資源,排除任何不必要的行政干擾。”
朱利安尼的介入,對于卡普蘭來說,是把雙刃劍。一方面,這給了他一個頂頭上司的明確指令,讓他可以部分卸下個人責任。另一方面,這壓力變得更具體、更無法抗拒。
“如果我們起訴然后敗訴,”卡普蘭一字一頓地說,“那傳遞的信息會更可怕:司法系統(tǒng)無法保護一個在自己家中、面對斧劈家門的人。全城的房產(chǎn)主、中產(chǎn)階級會立刻倒向武田一邊,認為司法系統(tǒng)背叛了他們。那時的撕裂,將是整個社會結(jié)構(gòu)的撕裂。”
他疲憊不堪地起身,說出了壓在心頭最重的石頭:“市長辦公室、州長辦公室,甚至……一些來自華盛頓的‘非正式關切’,都在反復詢問同一個問題:這個案子,有沒有可能找到一個‘軟著陸’的方案?紐約……再也經(jīng)不起另一場‘中央公園五人案’式的信任危機了。艾琳,戴維,你們應該都還記得,才過去兩年不到。”
“中央公園五人案”這個詞,像一道慘白的閃電,驟然劈開了辦公室內(nèi)沉悶壓抑的空氣。
戴維和艾琳的臉色瞬間都變得異常難看。
那起案件初期,在媒體煽動和公眾憤怒下,司法系統(tǒng)承受巨大壓力,快速起訴并定罪了五名青少年,但如今質(zhì)疑審訊程序和證據(jù)可靠性的聲音越來越大,已成為紐約司法史上一個隱隱作痛的瘡疤。
卡普蘭繼續(xù)道,聲音低沉而沙啞:“當時,整個城市、所有媒體都在呼吁快速定罪,將那五個孩子描述成‘野獸’。我們……整個司法系統(tǒng),在那種排山倒海的壓力下,給出了一個某種程度上‘大眾當時想要的判決’。
但如果……如果在這個案子里,我們因為害怕可能發(fā)生的街頭騷亂,就迫于壓力,去起訴一個證據(jù)鏈存在巨大爭議、自衛(wèi)辯護理由相當有力的日裔高管……”
他停頓了很長一段時間,讓接下來的話像巨石般砸在每個人心上:“……萬一,我是說萬一,陪審團最終判武田無罪,或者——更糟的是,就像現(xiàn)在越來越多人開始猛烈抨擊‘中央公園五人案’的審訊過程一樣——未來某天出現(xiàn)新的證據(jù),讓人們覺得我們今天的起訴是草率的、是帶有種族或階級偏見的。
那引發(fā)的將不僅僅是一場騷亂,而是對整個紐約司法系統(tǒng)信任的嚴重質(zhì)疑。那種系統(tǒng)性的信譽破產(chǎn),會比不起訴的眼前后果,要嚴重得多。”
“不起訴,會點燃一把大火,但火勢或許還能被控制在街頭。起訴后敗訴,等于承認了整個系統(tǒng)的無力,那將是信任的徹底崩塌,火會燒進每個人的客廳。會燒進每個人的心里,燒掉這座城市的法治根基。”
卡普蘭重重地坐回椅子,雙手用力揉著臉。
“所以,你們告訴我,是應該賭上整個紐約司法系統(tǒng)的未來,去博一個渺茫的勝訴希望?”卡普蘭的聲音從指縫中傳出,充滿了疲憊,“還是……讓我個人,讓這個地區(qū)檢察官辦公室,去承受眼前的烈火焚身?””
艾琳·莫斯利看著他,眼神里最初的憤怒和銳利,漸漸被一種深沉的、無可奈何的悲哀所取代:
“所以,我們最終的選擇,是政治權(quán)衡下的‘兩害相權(quán)取其輕’,而不是法律原則上的‘疑罪從無’、‘程序正義’?我們用特洛伊·約翰遜這一個黑人青年的死亡和無法伸張的正義,去換取…所謂的‘整體穩(wěn)定’?”
卡普蘭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尖銳的問題。他緩緩轉(zhuǎn)過頭,望向百葉窗縫隙外那座在晨曦中蘇醒的、龐大而復雜的城市,喃喃自語,像是在說服自己,又像是在向誰懺悔:
“艾琳,我的工作不是追求抽象的、完美的正義。我的工作是…在現(xiàn)有的規(guī)則和這該死的、復雜到極點的現(xiàn)實里,做出一個能讓這座城市…至少還能勉強運轉(zhuǎn)下去的決定。這個決定是錯的,我知道。但另一個選擇,在我看來,是拉著所有人一起……墜入深淵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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