洛陽城的天空,仿佛被一層無形的、混合著塵土與絕望的灰霾所籠罩。
蘇俊朗提出的“軍管配給制”,在牛金星主導的文官系統那充滿私欲和怠惰的執行下,如同一劑藥力猛烈的虎狼之藥,非但未能疏通經絡、起死回生,反而加劇了機體的腐敗和混亂,最終淪為一場徹頭徹尾的鬧劇和新的盤剝工具。
市面上的糧價在黑市與官價的雙重扭曲下愈發畸形,底層士兵和百姓領到的配給口糧不僅數量稀少,且多是霉變摻沙的劣物,怨氣如同地下奔涌的巖漿,在沉默中積蓄著爆發的能量。
站在軍工坊的了望臺上,蘇俊朗能清晰地感受到這座城池脈搏的紊亂與衰竭。
短暫的配給嘗試,如同給一個垂死的病人打了一針強心劑,短暫的痙攣過后,是更深沉的死寂。
他比任何人都清楚,任何形式的配給和管制,都只能是極端情況下的權宜之計,絕非長久之策。
一個政權,尤其是一個志在奪取天下的政權,其生命力絕不在于能搶來多少、分掉多少,而在于能否創造財富,恢復生產,讓經濟的血脈重新流動起來。
“堵不如疏,掠不如生。”
這個簡單的道理,在后世是常識,在這個視掠奪為天經地義的亂世,卻近乎是天方夜譚。
但蘇俊朗沒有退路。
眼睜睜看著自己參與締造的這個新生政權,在經濟的泥潭中越陷越深,坐視其走向內爆的結局,他做不到。
即便明知前路艱難,甚至可能再次自取其辱,他也必須發出最后的警告,獻上他認為唯一可行的正道。
他再次將自己關在密室之中,摒棄了所有急功近利的短期方案,轉而構思一份著眼于長遠、旨在恢復元氣、培育根基的經濟發展方略。
這一次,他不再僅僅針對糧食危機,而是試圖從更根本的層面,為大順政權勾勒出一條從“流寇”向“治國”轉型的艱難路徑。
燈火下,他鋪開紙張,筆墨飽蘸著沉重的心緒與微弱的希望,開始書寫。
這份奏章,他寫得格外用心,力求條理清晰,論證充分,將現代經濟管理的樸素思想,用這個時代能夠理解的語言包裝起來。
奏章的核心,圍繞“鼓勵工商、恢復生產”展開,提出了三項具體建議:
“其一,保護工匠,恢復百業。”
他寫道,
“洛陽乃至河南,本為天下通衢,工巧繁盛。
然經戰亂,工匠或死或逃,百業凋零。
當務之急,須大力招撫、優待工匠。
可頒下王令,給予優秀匠人特殊待遇,免其徭役,賞其技藝,授以‘工師’之名號。
由王府出面,組織他們恢復陶瓷、紡織、冶煉、造紙等民生所需之產業。
初期或可由王府提供原料、包銷產品,待市場復蘇,再逐漸放開。
工匠有活路,則器物可成;